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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第一層次的交易需求，也就是應付國際支付的需要。這對應的是過去常用的“特里芬比例”，即低限外匯儲備應該能夠應付三到四個月的進口支付需要。國際貿易是最基礎的國際經濟活動，應該予以最優先的保障。
按照這一層次的需求，海關總署公布的中國季度進口額的歷史高峰值（2013年四季度至2014年四季度）不超過7000億美元，對應于外匯儲備滿足進口需要的低標準大約是6500億-7000億美元。
第二層次的預防性需求是應付對外債務償還的需要。這對應的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提出的“圭多惕—格林斯潘”法則（Thumb of Guidotti-Greenspan），即低限外匯儲備應該能夠應付一年內到期的短期外債償還的需要。
按照這一標準，根據國家外匯局的統計，2016年，中國短期外債為8709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9%，占外債總額比例為61.3%，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的比例為28.9%。此外，中國短期外債的歷史峰值為2014年的12982億美元。因此，綜合來看，預防性標準下外匯儲備的低標準大約是13000億美元，即使再留出一定的短期外債增長空間，現在的外儲規模也遠遠超出了。
所謂第三層次的流動性偏好，也就是滿足財富管理的需要。這對應的是近年來許多國家將一部分外匯儲備轉為主權財富基金單獨運作。
管濤認為，對于這一層次的外匯儲備需求，多少合適并無標準。至于通過積累外匯儲備來增強外界對本幣和本國經濟的信心，支持貨幣政策操作等需要，都可以歸入第三層次的需求。
實際上，從增強信心的角度看，無論是哪一個境外機構試圖攻擊人民幣匯率的機構，其頭寸規模也難以和中國外匯儲備相比；而境內居民如果出現換匯潮，再多的外匯儲備也不一定夠。因此，強化境內居民的信心從實際操作上講比守住某個外匯儲備規模更重要。而且，非正常需求的外匯流入最終會進行修正，體現為外匯流入，甚至會出現反向的超調，因此，只看外匯儲備規模的增長而忽略規模變動背后的原因也不一定能保證安全。
目前國內債務融資成本高企、直接融資占比偏低，但近期境內國債利率上行最終或會向企業部門傳導。從財政部發行債券的結果來看，發行外幣債券成本還高于境內，而信用債定價又有境內外體系的差異，如果單看融資成本并沒有明顯優勢。
但是從融資的可獲得性以及境內信用債短期化的問題來看，境外長期資金以及直接獲取美元，或許是境內發行主體所期望獲取的優勢。財政部進入市場發行，無疑會給后續入市的發行人以及存量中資背景美元債樹立定價標桿。
更重要的是，此舉或顯示中國盡管外匯儲備存量穩中有升，但仍鼓勵跨境資金流入。
2014年以前，中國持續多年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大量積累的外匯儲備除了成為抵御風險的資本，也增加了對沖貨幣以及資金運用的壓力。
不過，與彼時相比，目前中國經濟體量擴大以及金融深化令貨幣需求大幅擴張，外匯占款已經不是負擔而是貨幣投放的重要渠道。通過盯住利率進行宏觀調控，實現經濟內部均衡是一個在探索中逐漸完善的過程，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建設，離開對沖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實現利率和匯率穩定并不容易。
目前，中國國際收支失衡壓力下降，外匯儲備暫時在低一些的規模上實現穩定。考慮到“一帶一路”戰略將是未來中國的重要政策主線，這對應了大量中國對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工業投資，如果戰略繼續推進也就意味著持續的資本輸出和外匯占款下降。
發行離岸國債產生的美元流入將有助于平衡潛在的流出，3萬億美元或許是各方認可的外匯儲備的規模。2018年中國將實施定向降準，釋放長期資金，在這一時點上也體現出應對外匯占款下降可能性的未雨綢繆。
